先进是因为较早地掌握了资讯
2015-05-25 11: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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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是一个很好的理念

  受访人:闾丘露薇

  采访人:燕 舞

  2006年7月,在凤凰卫视服务了9年的闾丘露薇赴哈佛大学攻读著名的 “尼曼奖学金”课程(Nieman Fellowship,专供资深媒体人进修或转型)。这是她的再次出发,她想摆脱“战地玫瑰”的标签,“我已经多次告诉我的同行,我希望有一天,人们认识我,不再是因为我的勇敢,而是因为我的专业,以及我对事件的观察,最终分享我的观点”——2001年,美国攻打阿富汗塔利班,她成为全球首位进入阿富汗腹地喀布尔采访的华人女记者,后又两度前往阿富汗;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她再次成为首位进入巴格达采访的华人女记者,次月重返巴格达。

  哈佛一年的课程结束之际,闾丘和朋友在美国办起了“一五一十部落”新闻网站。她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哈佛同学那样“另谋高就”,这位凤凰卫视的采访总监从国际新闻转而关注更多的国内新闻了,因为“它给我的感受会比较强”。

  上海、深圳和香港是迄今为止闾丘生活和工作过的最重要的三座城市,为了回馈这些城市自由流动的丰富资讯对她成长的帮助,她开始越来越多地写博客、写微博,写专栏、写书。2005年在新浪开通的博客,访问量已近3800万,新浪微博的粉丝也超过了50万,但每一次发帖和转帖,她越来越犹豫和缓慢,因为稍有不慎,一个谣言就可能从自己这里传出去。

  “金庸病逝”的谣言在微博上传开后,她曾利用常识推断来质疑,不想被一些内地媒体作为辟谣的消息源,但她认为更可靠的办法其实是直接采访金庸的家人。面对各种可能暗含偏见的假消息或谣言,闾丘使用的还是笨办法,上网去查最初的信源,她并不比她的那些内地同行或朋友有更简便的办法。

  在1月11日落幕的2011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闾丘的新书《不分东西》与贾平凹的《古炉》和倪萍的《姥姥语录》等书,成为不多的几个亮点。这本书是闾丘继《闾丘采访手记》(2002)、《我已出发》(2003)、《行走中的玫瑰》(2005)、《无薇不至》(2006)后的最新作品,香港天窗文化(中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月9日为闾丘举行了发布会,与会的120名读者是从400余名报名者中挑选而出的,其中还包括一名关注气候和环保问题的香港大学学生。

  《不分东西》中,闾丘通过梳理富士康事件、新疆“7·5事件”和西藏“3·14事件”等,反思偏见的形成机制以及媒体的局限。在1月9日和导演贾樟柯、学者刘瑜对谈时,闾丘再次告诉她的粉丝们:“偏见是不分地域、种族的,偏见来自于对资讯掌握的多少,以及使用怎样的思维模式。很多时候,带着良好的出发点、善良的用心,同样会产生偏见,因为正是先入为主的立场,阻碍了个人用开放的心态去获取更多的资讯,甚至会对那些和自己的观点不符的看法产生抗拒,严重的,会质疑提出这些观点的人的用心。”

  1月10日,笔者在北京万圣书园“醒客咖啡”专访了闾丘。采访前,她一边吃着简单的蔬菜沙拉,一边通过随身携带的iPad了解着最新资讯,身旁的包里装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的《论政治平等》——热爱阅读的习惯深受商科出身、现在又在读法律的丈夫的影响。

  先进的所有来源是因为它较早地掌握了资讯

  燕舞:你在上海出生和成长,1995年移民香港且在九七回归十年之后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香港人”,这两座城市对今天的你到底有什么影响?

  闾丘露薇(下称“闾丘”):还有深圳,呆了三年。

  如果不是出生在上海,我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在读中学、大学的时候,上海的资讯相对来说还是多一些的,因为你会有海外的亲戚。就算你没有,你周边的同学也很多,他会告诉你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80年代的上海应该是蛮活跃的,书籍、讲座……很幸运的一点,除了上海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我在80年代末进大学。我为什么考哲学系?就是因为那时候在上海太流行了,要看房龙、《第三次浪潮》,其实我看不懂,但是那时候觉得自己看懂了,天天捧着弗洛伊德。你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是聊这些,或者是交响乐,那时候会把所有交响乐的作曲者倒背如流,现在我都不记得了。

  复旦那时的讲座很多,3108教室是很著名的听讲座的教室。学生社团也很活跃,你搞任何活动,老师也不会来管你,你们自己搞定就可以。那时候没有现在官僚,现在要申请去,那时候打一个电话“我要这个教室”,然后就可以去搞活动了。

  我自己参加了很多里面的社团,那时候好象蛮有创造力的,可以想很多很多东西出来。“大家沙龙”,我做过经理。还有什么“蓝心咖啡屋”,就是学生自己办的,又办了一个超市,所有进货、经营都是由学生自己做的,还蛮成功的。

  燕舞:当时你们谈的都是偏人文的话题?

  闾丘:还是资讯和大环境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人觉得这个地方先进?先进的所有来源是因为它较早地掌握了资讯,很多时候所谓的落后就是因为资讯的偏差和落差导致了它得不到改变。上海在那个时候是占了先机的,深圳也是一样。我92年毕业去深圳的时候,你可以看香港的电视,没有人管,装个天线就可以天天看。那时候我最大的乐趣是,一定要每天晚上九点半回到宿舍,一定要看当天晚上的英文电影。到了香港以后我再也不看这个频道了,因为都是旧电影,但是那个时候简直太吸引我们了,你会觉得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说到底,对我来说依然是资讯的问题。

  深圳遇到的这些朋友都是跟我一样,大家都是不要大城市的工作,其实谁也不知道在那里会怎么样,真的是未知。大家也无所谓住在哪里,就像现在我们说住地下室,那时候也是住在农民屋、集体宿舍,周边的人都是这样,唯一可比较的是香港过来的人,好像很有钱。

  这些经历让你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尤其在深圳遇到很多三教九流的人,他让你知道这个社会的底层或者它的运作状况是怎么样的。香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它是给你机会的。其实在深圳已经不开始托关系找工作,靠你自己,香港也是。香港有一批很专业的媒体人,我刚进的那家不是凤凰,是一家花了很多钱投资的传讯电视的中天频道,它用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当时它请的人都是最资深的,那些人愿意教你,这个很重要。如果去香港第一时间进了刚刚开始的凤凰,我会觉得有坏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一家正规的电视台是怎么样运作的。但是你去了一家正规的再到一家不正规的,就知道怎么样把它从不正规带到正规。

  燕舞:你这么强调资讯的自由流动和分享,但你生活过的这些城市都是相对开化的,似乎并没有那种资讯不自由的极端体验啊?

  闾丘:其实我对信息不自由的体验是这两年才体会到的,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讲什么好象都无所谓。之前我跑的是国际新闻,也没什么太大的禁忌。但是最近这几年跑国内新闻多了之后,你发现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但是我对中国新闻的兴趣越来越强,所以我不太愿意再去看国际新闻的东西,而是更多地喜欢看中国新闻,关注和中国有关的东西,它给我的感受会比较强。

  哈佛大学的公开课程是放在网络上面的,09年放上去的,但是要“翻墙”看,所以我们不知道,其实全世界已经有很多很多人去分享这个东西。到了2010年4月,它才被放到了国内的网站上,大家才有机会去听这样的课程。这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你很多东西的来源比别人滞后了不少,这是人为造成的。现在这个时代,你说竞争力也好,或者说大家有什么差别,那是你的思路差别。

  燕舞:前面你讲到资讯的发达,上海可能领先于很多中国内地城市,香港在这点上比上海更开放。

  闾丘:香港有很大的优势,就是因为它自由,资讯的自由,经商环境的自由,这一点上海是比不上的。大概十年前香港说上海要超过香港了,大家看看上海的建筑、变化的速度,但是我自己是上海人,我从来不担心,你的资本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自由流动,那你怎么超越?

  还有法制的完善程度,包括所得税,香港那么低的税,你跑到上海去要交很多税,这是很多人最近回香港的原因。其实这些东西,才是大家应该要考虑的。

  一个细节出了一点点错,可能到最后你就会彻底失败

  燕舞:那天和刘瑜、贾樟柯对谈时,你一直强调年轻人要独立。刘瑜讲的也很好,可能年轻人比较有依赖,依赖跟独立是相对的,他不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代价、风险和责任,所以总是把你们这样的人当“成功人士”来仰仗。

  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宏大叙事,可能一些细节和微观领域的专业精神、专业操作还很缺乏。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那天的发布会,酒店提供的麦克风就老出故障,这就是美中不足。

  闾丘:我去美国或者比较大陆来的学生,我在香港教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宏大叙事,让他做一些细节的东西,他会很忽略或者忘记做好。让他们交作业,我说你要告诉我你的学号、名字、标题,然后我才知道你是谁。交上来的作业一看,天啊,就是一大篇文章,是谁写的我都不知道。他们不太在乎这些小小的细节,可能老师觉得你只要大方向是好的,小事错是不要紧的。

  很多时候细节决定一切,这句话已经讲得很滥了,但是我一向相信细节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细节出了一点点错,可能到最后你就会彻底失败。

  另外一个是程序、过程的重要性。我们很看重结果,你只要给我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得到它。但是我一向坚持的是,如果你整个程序程序出错了,你这个结果不可能是好的。但是在中国,有很多人不是这么判断的,也不是这么教学生的。就好像按照这个理念,你平时要好好学习,你的考试成绩才是好的,但是我们这里是,我管你怎么着,考试前几个通宵,最后成绩是好的那就是好的。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

  燕舞:你做记者或培训你的下属时,怎么注重细节?

  闾丘:我们经常会用一句很概括性的话说,太不专业了,其实就是太没有细节了。比如去做电视收音,我们刚来北京很不适应,因为所谓的收音要有专业的收音麦克风,要在收音之前调试它,这个收音待会收下来会不会有问题?但是交给内地同事之后,他就跑去了,记者会那边的声音你根本不能听,播出质量和你自己听那是两回事情,但是他们不在乎的。包括绕线,专业的做法是把它绕成一圈一圈的,很多内地同事拿着那条线一堆,赶时间时就在那拉来拉去的。

  包括之前遇到的一位采访我的很有名的内地记者,跑来录音笔一放,说哎呀,没电了。你这样的话,会让我对你的专业性或诚意产生很大的怀疑。

  燕舞:但我以前听说曹景行先生就不太录音,他会记在心里。

  闾丘:曹老师不是专业的记者或主持人,就电视画面的掌控这些而言。但是他作为评论员不记词,临场发挥,这个就是专业。如果你能够对自己有把握,就临场发挥,因为每个人的风格不同。我自己做节目也是不写稿的,但是快要上节目之前我会在心里面记大概的程序,大概的一个框架。

  而且我不建议大家写稿子做直播,因为你念稿、背稿,观众看得出来。你应该把你知道的东西说出来,这也是一种专业。作为一个电视记者,你起码的表达能力是一定要有的,你如果表达不出来,那你去做其他的,做文字或者背后的,因为毕竟是电视记者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这也是专业性的一种。

  燕舞:内地同事以前有这样不专业的表现,作为采访总监你会不留情面地处罚吗?

  闾丘:我们会纠正,比如电视画面的颜色偏色了,或者回来的声音不对,我们不罚钱,但是会提醒他们。不应该是批评他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不是说他故意的,因为周围的人都这么做,而且他可能根本没见过那些专业的设备。你去教他,教完之后他还继续这样做,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批评,比如说内地游客自由行来香港,经常有很多负面的东西,这可能也是香港人对内地人有成见的地方。但是,内地很多游客从来没有人告诉他,比如上电梯靠哪边排队,过马路要怎么样,抽烟不可以的,扔纸屑要罚1500的,这些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他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会有这样一些动作的话,要给予一点点宽容。

  宽容不是纵容,宽容的意思是你要告诉他,但如果你不告诉他,那你自己去承受这个后果。我发现香港有很多人现在都不愿意当面指出来,而是背后在网上骂骂骂,媒体就批评,那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很耐心地跟每个人说,总有一部分人会知道的。

  我没有抱着主要来帮助你的心态,也没有要讨伐你

  燕舞:在“凤凰卫视十周年特别纪念”《口述凤凰》一书中,2004年和2005年你认为好记者“新闻的敏感度很重要”、“对什么人问什么问题”、“要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和他的摄影师沟通好任何情况”,那现在你们老板招人,你会出具什么样的意见,什么样的记者会让你觉得后生可畏?

  闾丘:有一些标准没有变,但是有一些会有变化。

  我还是觉得新闻是价值的判断,我判断这个记者有没有前途或者他是不是我欣赏的,不是他稿子写的好不好,而是他抓里面的点(的能力)。所谓的点,是当一个事情发生之后,你觉得里面值得告诉大家的东西是哪一些?挑这些点其实反映出一个人看问题的深浅。比如香港的“反高铁”,年轻人出来,一般的记者会说现在有一个新现象叫“80后”,可能我的另外一个记者会想到“80后”这批年轻人为什么反高铁,后面是不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在这个社会里面冒起的年轻人新的价值观?他们不再想为了赚钱,而是想帮弱势的人,要去争取权益,他愿意做这些事情。有的人会看到这些,后者才是让我比较欣赏的记者,但是这样的人不是太多。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可能就被它的表面吸引住,很难静下心来想想到底有什么脉络在后面。

  比如写评论文章,以前我会一个新闻事件发生马上写,最近这两年我不敢了,你会发现你还没有看清,你需要时间去看,而你刚刚落手写的东西有可能是基于错误的认识来写的。记者也是,不要很快地下判断。

  做记者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要善于聆听。我跟我的同事会说,人家讲一段话,你用自己的一段意思表达出来,其实里面可能会有偏差,因为你自己的语言其实已经带了自己的判断、想法,人家未必就是这么想,除非你跟人家确认过。

  我一直想说,我们先讲清楚事实,然后再来讲立场。比如两个国家打仗,你去采访打你的那个恐怖分子,你很痛恨他,难道你真的拿炸弹趁着采访的时候去把他暗杀了?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过。但是问题是,当我面对任何人的时候,我应该把自己的立场和情绪抛在一边,不管他是一个官员也好,还是一个很值得同情的百姓也好。当我去追寻真相和采访的时候,我没有抱着主要来帮助你的心态,也没有一种讨伐你的心态。

  我很多的时间是花在找各种的信源上

  燕舞:那天贾樟柯也强调对真实中国的了解。今天你在凤凰已经做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了,经常一起吃饭的可能是投行经理什么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会影响你的职业判断吗?

  闾丘:我其实比较宅的,除了工作出去接触人之外,休息时间我基本上不太和人授受。我对这个世界的判断,第一是靠自己看,你在不断地走,你会接触到新闻事件。

  第二个我上网,我真的是靠上网去找各种各样的消息。但是我不会很相信那些,每样东西看到之后,有些是明显常识错误,我忽略不计。我特别喜欢一条消息出来之后,我会去找这条消息哪里来的,找不到的话你就会发现那就是有问题的,尤其是《环球时报》这些,或者人家告诉你说美国哪份报纸怎么说了。我从来不相信中文翻译的,我一定要把原文找出来,你会发现又是有偏差,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是帮助你判断,去认识真正现实的很好的例子。

  除了独立思考,你要一直抱着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在哈佛大学里面,一年级有一门课教你怎么批判性思维,让你去抗拒那些大众广告,比如把产品描绘得那么好。你要学会怎么去判断,我自己一直在用这些方法,所以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我很多的时间是花在找各种的信源上。

  这是对你自己公信力负责的最好方法,我想每个人都不希望人家说这个假消息是这个人放出来的。那你怎么确保自己不犯这个错误,只有多花功夫。有的时候你就是少了一步,都有可能犯错误。我的一个同行,我很信任的香港资深媒体人,打电话跟我说,富士康有一个员工要跳楼了,一家台湾媒体好恶心,抢到他们酒店去了要独家采访。

  当时我很气愤,我想一个要跳楼的人,你们居然还是去采访,这不是鼓励他吗?我在微博上发了一下,发完之后,台湾这家电视台的人马上通过好多周折打我的手机,说其实是那位员工找到他们的酒店,他们劝他,还把他送回了宿舍。他说,你的这条微博已经让我台北的老板看到了,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那件事情之后,这样我没有办法确认的东西,哪怕是找孩子,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告诉我的,如果他不是当事人,我都不会去转,都不想随便去说。

  燕舞:不管做到多么资深,还是应该如履薄冰?

  闾丘:要有(这种意识),你一放松就会犯错的,包括偏见这个东西。

  燕舞:互联网的出现,给新媒体时代的记者带来了新的挑战。

  闾丘:应该觉得幸运,以前我们去找当事人的新闻线索很累,要靠读者打电话、写信,或者自己想办法。现在有很多东西可以在上面找,关键是对自己筛选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就是你怎么样核实它,怎么样很快判断出这个值不值得。所有事情都是有好有坏,你用得好,它就对你有好处;你用得不好,它就是你的灾难。这个东西还是靠人自己。

  像美联社对于怎么使用社交媒体是有很详细的规定的

  燕舞:今年元旦,《广州日报》用半个版刊登了他们的“采编行为准则”,其中特别规定“严禁记者在个人微博、博客或即时通讯工具上发布职业信息、工作职务所得的内部信息等。个人微博只代表个人,禁止冠以‘广州日报’及相关的名称”。类似的严厉规定在西方发达媒体机构中更早更普遍。

  你们公司注重打造明星记者和明星主持人,应该乐于看到你粉丝众多的博客和微博,但你会不会也有区分个人和机构的压力?

  闾丘:我自己刻意在微博介绍的时候都不打“凤凰卫视”,但是每个网站都会把它加进去。人家很容易把你的表达跟你所在的媒体挂钩,这个是撇不开的。

  燕舞:可能很难完全撇开。

  闾丘:不单单是《广州日报》,其实在国外,像美联社对于你怎么使用这些社交媒体是有很详细的规定的。比如,你用Facebook不能跟新闻线索提供人成为朋友,有太多太多详细的要求。这些社交媒体的出现是个新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国际的媒体,大家都在寻找新的应对方法。

  我昨天在Twitter上看到一条消息,说NHK已经不允许他们的记者玩Twitter,可能他们觉得人家会知道你是我们的记者。当然你用一个假ID在那玩儿,那是另外一回事。每家媒体包括我们公司都在想怎么区分,这里面还是会涉及职业操守的问题,我看到有很多人把自己公司的事情都放在上面去讲。公司内部的事情毕竟是公司内部的事情,你是一个受聘的人,你还是有起码的要求要遵守的。这里面就是看每家有什么样的要求了。

  我们公司落地受限,它可能觉得需要透过这些平面或其他媒体来帮助扩大凤凰的影响力。

  燕舞:但记者个人不管他多么有专业操守,有时难免会有那样的情绪,觉得我的片子里面有一些言而未尽的东西,我要不要在微博里讲出来,好让我的粉丝我的读者知道。

  闾丘:我的博客里面有很多都是采访后面的东西,有的时候你很难区分这是公司的财产还是你自己的财产,因为是我采访的这些事件,我接触到这些人,所以才会有一些比较八卦的东西在里面。其实说到底,你也很难说这是公司的财产还是你自己的财富?

  每天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你自己可以静静地想点事情的

  燕舞:2006年去哈佛大学读尼曼奖学金的课程,这对你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提升?

  闾丘:从记者的技巧来说没什么太大的帮助。比如处理新闻的速度,其实在前两年我自己经过伊拉克战争还有很多国际会议之后,我觉得比老外记者好多了,因为他们人多,我们就那么一点点人,都是靠自己,所以我们从来有这个自信。

  在哈佛最重要的还是眼界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静下心来开始思考。以前你一直天天冲冲冲,没有时间思考,在那个时候相对时间宽裕一点。台湾大学有一个(纪念)傅斯年的钟,叫“傅钟”,它是敲21下的。因为傅斯年说一天24小时,应该有3个小时是拿来思考的。在互联网时代做到这点比较困难,但是至少你每天应该静下心来,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你自己可以静静地想点事情的。

  有的时候你去抓一个人,说他出名,其实你是为自己的收视率而已

  燕舞:你本科在复旦念过哲学,你们老板刘长乐这些年也会跟星云大师对话,谈“舍得”或“放下”这类话题,你现在对“名声”会不会有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闾丘:01年我以为自己很有名了,因为那时候写书、接受采访等等,到03年的时候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才知道原来出名是这样的。那有什么所谓?那全在你自己觉得是怎么样的。出不出名,你享受好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蛮重要的,你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直持续在做,它未必可以给你带来名声。本来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很幸运的是还是有很多人认可,很多人在看,我会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回报了,这个比我刚才说的媒体给你安一顶帽子、说你出名要好很多。

  我自己做媒体,有的时候你去抓一个人,说他出名,其实你是为自己的收视率而已,你不是为了我。就像我去采访一个所谓的名人,我们有的时候要请嘉宾,请所谓的名人,其实我心里面知道,我们是想你来帮我抬轿子而已。

  燕舞:这个人谈什么可能已经不再重要了。

  闾丘:我们要的是那个Title和名字,这也是媒体有的时候蛮虚伪的地方。

  燕舞:来的路上我看到你新书的后记,你也在思考“拥有了影响力之后,又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呢?”像内地这边,央视的崔永元这几年在外人看来似乎不那么主流了,但他八年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筹集了一个多亿的资金,刚做好32集的《我的抗战》这样的大型口述史项目。

  闾丘:我知道他在经济上也付出很多。我觉得他活得很快乐,虽然他有过抑郁。作为一个外人来说,我会很羡慕他,他活在很快乐的状态下,他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有这个能力去做。

  (至于我),社会层面还是说回馈了,但是我能做的东西不多,我资源没有崔永元那么多。但是,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写博客、写专栏,在微博上多分享一些信息给大家,或者是写书,当然你要认真地写,而不是突然写一本书出来,而是很认真地把一些想法说出来。

  这些东西都是我可以做到的。但我还要享受生活,我还有家庭生活,我现在不可能无私到什么都不干去支教,我还没到这个地步,因为我还没有尽好母亲的一个责任,这一点我要花时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你要力所能及,也不要太勉强自己,但是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做。我目前的状态是我可以做这么多,包括我自己做网站(“一五一十”部落),我觉得几年下来也蛮有影响力,也蛮不错。

  我们在香港也自己做论坛,这些都是我现在可以做到的,从金钱上、时间上的负担来说。我们主要是进行公民教育,向香港的受众介绍内地一些热门的话题。香港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有两岸三地的学者讨论,比如我们做了一期关于富士康报道的研讨,这个就是一批志愿者做起来的。那次研讨给我的想法是,为什么劳工、人文关怀的东西我们的记者没有想到?

  【《新民周刊》,2011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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